自媒体的后现代叙事及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透视

   自媒体与后现代联姻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行为,使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挑战。这突出体现在大众以平等姿态进入信息生产,话语权力的分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提出了挑战;网状信息传播结构促进了意见的分享与聚集,“差异”作为价值标准被广泛肯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原则受到冲击;信息内容趋于平面化,形象叙事、微叙事、娱乐叙事乃至虚假叙事掀起了文化消费的狂欢,人们与理性的意义世界相疏远,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产生抵触;自媒体塑造出碎片化的受众,他们的流动性、交往性和开放性使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使社会风险明显加大。 
  关键词互联网;自媒体;信息传播;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挑战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017-04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自媒体’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机遇及对策研究”(14CKS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闫方洁(1984-),女,河南濮阳人,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从事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自媒体(we media)”概念最早于2003年由美国学者提出,它是在web20、3G等新技术支撑下由普通大众主导的,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新途径,如个人微博、微信、主页日志等;较具代表性的托管平台有美国的Face book和Twitter,中国的微博、微信和人人网等。自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进入自媒体高速发展期,它创造了文化传播的新载体,成为民意表达的新渠道之一。作为新媒体的典型代表,自媒体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文化特质它与后现代联姻,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行为,全面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结构化背景,使其面临着新挑战。 
  一、信息生产的平民化分散的话语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在546亿中国网民中微博、微信用户均超过3亿人;在11亿移动用户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22亿人。12具有强烈大众化和平民化特征的自媒体在中国社会快速普及,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重新界定了信息生产主体,颠覆了文化生产中的精英主义传统。 
  受到资本求与技术条件的双重限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甚至包括第一代互联网在内,其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均由专门机构和受过特殊训练的特殊群体组织和管理,从而形成了集权化的信息生产体系。信息和思想经由特定的少数人加工、重组,最终将人工化的外部环境和简单化的成熟观念输送给社会大众。如同美国舆论学家沃尔特·李普曼所指出的那样,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链接物。少数人被视作可以做出明智判断的精英来发布、提供信息,普通大众作为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带有少数人先验观念和特定意图的“拟真世界”。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完全分离,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难发现,传统媒体信息生产机制的单一化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化之间具有一致性和同构性。传统媒体往往以特定的政党、阶级为基础来建构资讯体系,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有机部分存在着,它肩负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以形成积极正确的舆论为目标,精心绘制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图景,从而在维护社会思想观念一致性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以及无线网络和云技术的持续升级改造,形式多样的自媒体应用不断涌现,它们的最大特点在于,进入门槛低、简单易操作,普通社会成员皆可触及。传统媒体所设置的资本与技术的双重障碍得以突破,自媒体赋予了每个使用者以独立发布信息和创作文本的权力,大众原本被动的消费者角色随之逆转,信息生产者的范围被大大延伸。个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制作音频、视频、图像、文本等内容,自媒体为每一位“潜在”的记者、电影人、艺术家、作家、节目制作人提供了丰富便捷的渠道。不难发现,自媒体的“草根气质”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体”的基本特征空前契合。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积极反抗,彰显了一种更为大众、更为世俗的文化走向。自媒体同样立足于微观,自上而下地审视权威,它消解了“权威”和“元叙事”,反对一切形式的垄断和霸权,塑造出多样化的信息和话语形态。 
  由此可见,自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机制,加速了话语权力的分化,这一变化导致的社会效应是复杂的。正如美国学者詹金斯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把媒体掌握在自己手里时,结果可能极具创造性;当然对所有涉及的人来说也可能是坏消息。”249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而言,这种改变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统一化”,即“通过在象征层面上构建一种统一的形式,把人们都包罗在集体认同性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371然而,由于文化生产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大众已无法接受来自主流媒体循规蹈矩的单向言说,创造的渴望溃堤而出且越演越烈,大众求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到信息生产的实践环节,他们拒绝精英们对思想观念的先验控制,呼吁话语权的回归。在自媒体平台上,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某种思想观点的发言人,他们不愿意受到来自机构或团体的约束,也不一定去考量整体的社会利益,而是简单纯粹地表达自己的兴趣和意愿。由此一来,意识形态的进入门槛被逐步降低,不同政治意见间的交锋日趋激烈,迥异的观点被自由地贩卖和兜售,某个主张统一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面临种种挑战,这一现象与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求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冲突。 
  二、信息传播的群聚化不设界的“意见广场” 
  自媒体不仅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机制,而且导致了信息传播结构的巨大变迁。借用美国软件设计专家埃里克·S·雷德蒙在《大教堂与集市》中的比喻,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属于“大教堂式”,即“少对多”——少数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而自媒体的传播方式属于“集市式”,即“多对多”——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可见,基于传统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是垂直、有序的,媒介犹如过滤器一般对多样化的社会事件和思想进行筛选;而基于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则是发散、衍生的,媒介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角色迅速淡化。具体而言,自媒体形成的是一种非线性的网状传播结构——它随时随地对所有人开放,信息不需借助新闻中间人而是藉由个体间的“互播”直接到达受众。例如,微信、微博、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利用个体间的“弱联系”和“强联系”,建立起低耗、高效、即时的人际互动平台。人际关系的倍数传播一方面使自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完全超越了任何传统的媒体组织,另一方面更重的是,它打破了个人私领域与大众公领域的界限,赋予自媒体无可比拟的分享与聚合能力,从而使其成为多元价值和观点的孵化器和群聚地,建构起一个不设界的“意见广场”。
  在自媒体的网状传播结构中,处在任意节点上的个体之间没有主次之分,其意见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每个个体都以自己为中心向四周网状发散信息,形成了相互交错的传播网络,那些私密程度较高、符合大多数人兴趣的“私人议题”便拥有了转化为“公共议题”的客观条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们不仅通过“复制”“转发”“点赞”等来追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且通过“分享”“链接”“评论”等方式对信息内容进行随意的解构和拼贴。个体从中截取自己需的信息并加以重组,基于自身的立场、经验或情感衍生出新内容,从而为初始文本嵌入新元素,话语的“二度拼贴和诠释”轮番上演。通过意见的分享与群聚,产生了看似零散的信息大杂烩或观点拼凑物,它们使得原本的话题文本具有了更强的扩张力和影响力。因此一个话题发布之后发酵为“公共话题”进而上升为“公共舆论”所需时间非常短暂,每个人都可能转变为发布公共话题的“公民记者”,个体的主观选择直接决定着新闻事件的重性及其公共意义的大小。例如,近年来“网民爆料”逐渐成为新闻议题的重来源。有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2年间,经由各种自媒体平台曝光的腐败案件是传统媒体的两倍。1118 
  通过牢牢地控制信息权威,现代社会一度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划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在自媒体时代私人话语顺利地进入公共领域之中,长久以来信息权威的单向控制被瓦解,这一过程体现了人们对现代主义二元分裂文化模式的反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个体通过自媒体逃离了传统媒介传播结构的制约,他们分享了权力和地位,通过信息资源的聚集共同创造出真正的“大众”文化。这种传播与创造文化的新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特征,与传统的媒介文化具有非同构性。它是一种颠覆性的开放传播方式,强调自由、中性的思想形式和零度的价值观,正如德里达所主张的那样——消解具有永恒意义的先验结构。新的媒体环境引发人们对思想和内容更加自由地流动的期望,个人只凭自己喜好憎恶来表达对某个观点的赞同或反对。在大规模媒介信息的轮番“轰炸”下,迥异的思想并行不悖,它们或自成一派或集结成军,具有相同主张和诉求的个体形成一个个“共识圈”。社会由此被划分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价值共同体,各种非主流的、小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前所未有地被广泛认可并接受。当“差异”作为价值标准被大众所广泛肯定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原则有可能趋于失效。伴随着各种无序的、杂乱的元素得到认可,恒定的规则和逻辑难免遭受质疑,集体主义观念分崩离析,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信仰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号召力。不仅如此,在这场信息分享和消费的狂欢中,一些思想的传播者也从传统专家和权威转向意见领袖和粉丝社群,自发性的公众商谈更受欢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不佳,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路径必然面临挑战。 
  三、信息内容的平面化被遗弃的“意义世界”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许多著名的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就对大众传媒语境中的后现代文化转型做出了深刻的预见和批判。例如,美国著名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后现代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平面化”又称“浅表感”,意指作品消失了审美意义与深度,从本质走向表面、从所指走向能指。在自媒体广泛普及的今天,后现代主义大师的观点再次得以印证。相比其他传统媒体,自媒体更加不遗余力地强调信息的平面化,通过“形象叙事”“微叙事”“娱乐叙事”“虚假叙事”等方式掀起了文化消费的狂欢,与理性的意义世界越来越疏远。这突出体现在其一,自媒体信息内容的形象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曾断言,传统的文字信息逐渐被直观而真实的视觉画面所取代,后现代信息膨胀使人的心理产生“眩晕感”。在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下,自媒体催生了一个“视觉感官时代”,它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于一体,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以最快捷的方式向大众提供逼真的图像。自媒体推崇视觉画面的直观感和在场感,以此迎合大众追求新奇、刺激、震撼的心理欲望。画面是逼真的但也是转瞬的,它隐匿了个性与价值性,形象化的扩张使现实本身隐退了,世界被呈现为一个个平面化的影像,在芜杂的信息丛中意义无处可循。其二,自媒体信息内容的微观化。在自媒体时代,伴随着文化精英意识的瓦解,各种基于平民主义立场的小叙事争相登场。一方面,个体更多地关注局部的、突发的、短暂的事件,更多地关心直接性心理体验的满足,而较少关注涉及宗教、信仰、民族、历史等内容的宏观叙事,较少关心思想的深度体验。另一方面,个体自拍的照片、自剪的视频、自组织的语言被充分运用于自媒体叙事中,由此决定了叙事内容势必是世俗、琐碎、浅白、零散和喧闹的,严谨的表达和缜密的逻辑变得十分少见。其三,自媒体信息内容的娱乐化。自媒体的使用者是普通的社会个体,其主功能之一便是给人带来日常的愉悦,即供人排遣疲劳、获笑声,迎合人们纯粹感性的发泄与渴望。在人们生产和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形象化和娱乐化成为首的价值诉求。于是,乐于消遣的文化惰性与自媒体一拍即合,个体以游戏化的表现手法和漫无边际的嬉笑怒骂,拆解了文化的“神圣”“深度”和“优雅”,以“恶搞”为代表的实践方式此起彼伏。正如著名媒体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体育、教育等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四,自媒体信息内容的虚假化。由于信息生产的平民化和信息传播的群聚化,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来源极为复杂,其内容呈碎片化,从而缺少必的求证环节。某些个体发表的具有较高话题度的虚假信息往往会在短期内获得其他成员的关注并迅速传播,从而上升为虚假新闻。不仅如此,一些个人或组织为了攀附大众、获得关注度,对信息不仅不加以核实反而有意“放大”甚至以讹传讹。虚假信息的泛滥,不仅严重影响了新闻的社会公信力,而且对和谐社会关系的维护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综上可见,自媒体不仅塑造着人们的感官,而且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认知与思考模式。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曾在《后现代状况》中对后现代传媒进行辩护,他声称这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偏爱理性、歧视视觉感受的一种颠覆。自媒体达成了利奥塔的愿望,它用平面化的文化体验取代了深度文化体验,个体在欢笑与愉悦中逐渐远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思。政治与娱乐、严肃与戏谑、典雅与庸俗的界限日趋模糊。在被遗忘的意义世界中,理性、理想、责任、崇高往往被视作异端。问题在于意识形态恰正属于深度和意义的世界,它通常采取理性化、结构化、系统化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对社会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总体把握,通常包含对社会现状的整体事实认知、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策略等内容。由此,在平面化的自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宏观叙事风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往往对普通大众缺乏吸引力。
  四、信息受众的碎片化“测不准”的对象 
  人创造了媒介,媒介也塑造了人,媒体与受众是互动、共生的。较之自媒体及其受众,传统媒体及其受众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角色定位是稳定的,它基于“受众是可预测的”这一假设,通过“精确分众”指向特定族群,它不过多地考虑受众的个性需求,而是以满足其共同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传统媒介语境中的大众也习惯循规蹈矩地从媒体中获得信息,受众的心理特征是易于把握的。然而,“草根化”的自媒体致使受众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如前文所述,新的媒体环境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流动的个性化思想和内容的更高期望,由于受众被赋予了新权力,从而也具有了新特质——受众趋于碎片化,其心理与行为走向变得难以预测。这突出体现在其一,自媒体语境下受众的流动化倾向。如果说传统的受众易于被动地停留在老地方,那么新型受众则具有较强流动性,他们的心理及行为习惯难以预测,对媒体的忠诚度也不断下降。自媒体对私人化和平民化的强调如同催化剂一般,加剧了受众需求的个性化、主观化和动态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媒体受众而言,面对丰富的自媒体平台,他们掌握了实质性的选择权和控制权。对于自媒体而言,它既不断拓宽、及时更新内容使其足够吸引用户,还源源不断地提供能满足大众各种需求的新鲜信息。即便是这样,它们每一次成功地吸引大众的同时,都面临着自身有可能不再回来的危险。面对瞬息万变的兴趣和需求,培育并维持长期的忠实受众,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其二,自媒体语境下受众的交往化倾向。自媒体成为当下社会大众之间对话沟通的主社交平台。近年来,新浪微博、人人网、腾讯微信等在中国都获得了极高的用户增长率,这些自媒体应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互动优势,它们极大降低了交往成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即时、简单、随意、高效。很少有人是在完全沉默和隔绝的状态下接受信息的。自媒体改变了受众原子化的孤立状态,为参与者提供了可以充分分享知识和观点的机会与场所,媒体消费演变成一种集体性言说的过程。受众在融合的环境中通过互动交流,共同创造出隶属于不同人群的、形态多样的亚文化,建构起丰富的集体意义,其三,自媒体语境下受众的开放化倾向。如果说传统媒介语境中受众的反应行为是默然无声、不显山露水的话,那么自媒体语境下的受众行为则变得声势浩大、喧闹嘈杂。由于不同自媒体社交平台间甚至不同终端间也相互开放、相互打通,广大受众享受到超越以往的便捷互动体验,他们变得愈发活跃和兴奋,被动型的“媒体观看”行为被彻底抛弃。例如近年来,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一次次地掀起全民参与的浪潮,已然成为我国最重和最喧哗的舆论场。不仅如此,自媒体使得社会动员速度更快、社会参与度更深、发生频率更高,线上意见从而频频转化为线下实践行动。由此一来,自媒体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传播领域,其功能不断延展,与社会的融合趋于深化,已经成为“植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强势力量。 
  总之,自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的地位、兴趣及行为。作为“整体”的受众退场,作为“个体”的受众取而代之;经由塑造的单一化兴趣退场,个性化的多元兴趣取而代之;势单力薄的信息消费者退场,融合智慧的集体社区取而代之;有序的制式化互动规则退场,“超人际”的互动模式取而代之。这些现象无不是后现代旨趣的典型表现,因为后现代精神的义就在于反对整体、规律和永恒,追求开放、瞬间和不可预见性。随着各种不确定性的衍生,大众日趋碎片化,这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众所周知,传统主流媒体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阵地,而目前它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对象的难以捉摸和变幻莫测,由此导致结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自媒体时代的受众所关注的热点呈碎片化与多样化趋势,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话题刻板、内容单一、形式陈旧的意识形态宣传;由于传统主流媒体的开放度不够,又受制于传统的传播理念,即使它们更新了外在的传播方式与技巧,仍很难在根本上提高吸引力。由此一来,主流媒体的受众流失严重,其话语有效性和引导力饱受考验。除此之外,自媒体时代的受众行为的开放性也使政府驾驭社会风险的能力饱受考验。一旦社会焦点问题借助自媒体的人际关系被倍数传播且激发群体事件,就会极大破坏社会和谐、削弱正能量,从而导致社会认同感的降低甚至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 
  结语 
  事实上,媒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正如英国意识形态研究专家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3286自媒体代表了当代大众传播的最新载体,它继承了传统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自媒体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技术领域,更重的是,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文化经验,其内部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的角逐和交叉。如前所述,自媒体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气质,它改变了意义的生成、传递、衍化、阐释及理解方式,由此致使意识形态运作的“外源”和“内生”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迁,这种变迁构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界限与新条件。自媒体的发展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性,对此我们全面看待。自媒体提供了一个“双刃性”平台,矛盾和挑战与潜力和机遇并存。对当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自媒体的广泛深入的考察之上,只有对自媒体的组织与文化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才能够有效探索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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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 
  3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銛,译.译林出版社,2012. 
  4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M.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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